什麼樣的電影有台灣風味？
我有時看到某些日本電影的時候，就會不自覺的說這部電影好有日本風味啊，這就叫我聯想到什麼是風味？有那些電影有台灣風味呢?想了想，卻答不出來，去請教了一些喜歡看電影的老朋友，大家也莫衷一是。到底什麼是有台灣風味的電影呢？這樣問，對不對？很難說。我也沒有預設答案。風味是什麼，也很難定，我現在想的是『文化現象』（我的一個好友說『文化現象』比文化確切，『文化現象』是文化加在人身上以後露出來的樣子)。那什麼是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呢？想了想，發現我只所以說有些電影有日本風味，完全是因為我對日本的『文化現象』了解得太膚淺，太無知了。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呢？我們太了解了，太關心了，為什麼也答不出來呢？可能是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一直在變，不同的時代，好像台灣有著不同的『文化現象』。
我能找到最早的演台灣『文化現象』的電影是侯孝賢 2005《最好的時光》的第二部和1993的《戲夢人生》, 《最好的時光》的第二部《自由夢》是說1911 梁啟超到台灣時的一些社會現象。《戲夢人生》是說李天祿的前半生，大概從1901到1945. 這段時候台灣的情形，我不熟悉，只能當成歷史看，感覺上好像和清末明初的歷史差不多。
1945是台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。我能找到幾部電影是吳念真1984的《多桑》，和侯孝賢1989的《悲情城市》，和1995的《好男好女》。這幾部電影都是1945過了四五十年以後才拍的電影。我想這一個事實就已經告訴了我們這幾十年的一個『文化現象』，那就是這幾十年裡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『文化現象』，看到不同的二二八，看到不同的大陸。其實有不同的『文化現象』是很正常的事，是好事，可是就有些人不願意看到這些不同，不敢看到這些不同，也不要別人看到這些不同，更不要別人拍這些電影。還好四五十年後有了這些電影，這些電影拍得都很好，有一點含蓄，有很多感情。我自己最喜歡的是《好男好女》，每次看了，都覺得自己是個弱者，沒有勇氣做該做的事。
講述50，60，70年代的電影，往往都不把年代說明確，我能看出來的，有名的電影有：侯孝賢1985的《童年往事》，1986的《戀戀風塵》，楊德昌1991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楊立國1989的《魯冰花》，萬仁1984的《油麻菜籽》和1983的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《小琪的帽子》和《蘋果的滋味》等等。這些年代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，我有些熟悉，有些陌生，就算是陌生的情景，也帶著熟悉，童年的親情是忘不了的，尤其是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我過不久就再看看，每次看，都忘了我身在何處。
80年代開始，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有著很大的改變，我想主要是台灣和外面有了大量的接觸，台灣現代化了。吳念真1996的《太平．天國》開始談到大陸經商，楊德昌1986的《恐怖分子》，1994的《獨立時代》，1996的《麻將》，2000的《一一》談到現代化一些白領階層的生活。蔡明亮1992的《青少年哪吒》，1994《愛情萬歲》談到現代化過程裡邊緣青少年的遭遇，鈕承澤2009的《艋舺》談到黑幫兄弟的現代化。說來奇怪，這段時間，我雖然住在美國，可是對這段時間的台灣電影，特別熟悉。《獨立時代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，電影裡男女主角的生活，我都沒有經歷過，他們的想法，我也都不認同，可是說不出來為什麼，他們的談話，他們的舉止，好像就在我身邊。我想現代化有時就成了美國化，也還不是道道地地的美國化，而是時尚富裕生活的美國化。這些電影裡的台灣『文化現象』倒是把在美華人的生活和在台灣的生活拉近了。
2000年以後，我得承認，我落伍了，我有時完全不知道電影在說什麼，拿侯孝賢2005《最好的時光》的第三部《青春夢》來說，侯孝賢是台灣最有名的導演，他的作品一向叫我神往，可是到現在我還想問張震舒淇演的生活真是2005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嗎？還好，這個時候，我看了幾部叫我帶著溫暖笑意的電影：九把刀2011的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，鄭芬芬2009的《聽說》，侯季然2012的《南方小羊牧場》，和楊雅喆2012的《女朋友。男朋友》。戴立忍2009的《不能沒有你》，易智言2002的《藍色大門》，楊雅喆2008的《囧男孩》，和魏德聖2008的《海角七號》。這些電影的兩個共同點，一個是笑，笑最能拉近人和人之間的距離；一個是青春，其實青春和笑應該和年齡沒有關系。希望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能把青春和笑灑在每一個人身上。
有一點，一定要說一下，上面說的電影，都是用寫實，具像的手法把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拍出來的，有沒有可能用抽像的手法拍呢？還有，是不是不拍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就一定不是好的台灣電影呢？問這些問題，就是要引出蔡明亮從1998的《洞》開始就拍了一系列的電影，包括，《你那边几点》2001，《不散》2003，《天边一朵云》2004。《郊遊》(2013)。這些電影，或多或少，都站在比較不同的角度，希望看到台灣『文化現象』的背後。尤其是《洞》，是我看過電影裡餘味最久，最深的電影。每一個人不都有一個洞嗎？有了洞，我們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也是有了洞，我們才能避開外面的世界。爬出去，躲回來，反映了我們对溝通的渴望和對疏離的要求。蔡明亮不是在拍台灣的『文化現象』，他是在拍全世界的『文化現象』。
積亮
5/9/2017
